安宁河畔 叩响大石墓中的邛人

安宁河流域西北接大渡河、青衣江流域，南临云贵高原，无论是人类学上的半月形传播地带，民族学上的藏彝走廊，历史学上的南方丝绸之路，安宁河流域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，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迁徙与文明交流的重要走廊。这里矗立着两百余座巨石垒成的大石墓，由重达数吨的巨石垒成。2004年与2007年，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凉山州博物馆先后组织考古发掘与模拟考古，试图揭开环绕大石墓的诸多谜团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大石墓的主人，可能正是《史记》中的汉代邛人部落。

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向认为，安宁河流域是北方的氐羌文化与南方的濮越文化的交流地带，北方的小米文化与南方的稻米文化在这里走到了一起，邛人或许是北方迁徙者与南方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。

01

村民家门口的大石包

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？

2004年7月，盛夏的骄阳炙烤着西昌市黄水乡洼脑村，一辆黄色长臂吊车轰隆隆地驶过安宁河东岸，划破沉闷的夏日。这是西昌到攀枝花的西攀高速公路工地，忙碌的却是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西昌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。由于西攀高速将从地势平坦、古文化遗址分布密集的安宁河东岸通过，六座大石墓即将从地面消失，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。

吊车停在洼脑一号墓前，一号墓长25米，宽12.6米，高2.9米，由十余块扁平的巨石竖立成长方形石壁，尔后在墓室中堆砌石块、泥土，再在其上覆盖墓顶石，最小的一块也有几吨重，没有几十个壮劳力休想移动分毫。

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哨声，一块块墓顶石被吊离大石墓，在起吊洼脑一号墓时，起重30吨的吊车居然也力不从心，连续吊了几次，巨石依旧纹丝不动，反倒是吊车尾部几次离地而起，惊出司机一身冷汗，最后不得不缩短吊臂，这才将巨石吊离。

一座墓是一个家族的归宿之地，一个石墓群是一个氏族的安息之地。

迄今为止，考古工作者在安宁河流域共发现大石墓232座，自北向南分布在安宁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、山坡上。墓高约2—3米，规模较大的长达数十米。在空旷的安宁河谷，这些庞然大物矗立在河边、公路旁、农田里，甚至村民的家门口。洼脑一号墓就在杨建华与王仁芬夫妇俩的包产地里，每次下地劳作，夫妇俩都能碰到这个“老邻居”，累了还能坐在上面歇歇脚，不过说起大石包的由来，却一直犯嘀咕。夫妇俩挤在人群里，想看看大石墓中究竟藏着什么。

02

巨石中的神秘部落

是《史记》中强大的邛人？

对大石墓排名前列次考古发掘是在1975年，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林向与西昌文化馆组建“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队西昌分队”，并在西昌新星村坝河堡子发现一个大石包群。与岷江上游、横断山脉的石棺葬，东北地区的大石棚墓、大盖石墓，东南太湖地区带有大量封土的石室墓相比，大石包群规模更为巨大，石块动辄数吨、数十吨，遂命名为“大石墓”。考古发掘随后展开，墓中尸骨遍地，横七竖八地堆积在一起，随葬品仅有些简单的陶杯、陶罐、陶壶与一些石质工具，林向等人认为，墓主的身份，可能跟汉代邛人部落不无关联。

有关邛人的最早记载，出现在司马迁撰写的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，“滇之北，君长以什数，邛都较大”。自滇以北的安宁河流域，生活着众多西南少数部族，又以邛人最为强大，堪与夜郎、滇人、昆明人鼎足而立。历史上的邛人保持着一种恐怖的军事制度：“邛之初有七部，后为七部营军”，七支部落就是七支部队，战争来了，邛人举族皆兵，这种靠亲情、血缘维系的军队组织在战场上往往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
从地域上看，滇以北、蜀之南的安宁河流域，是大石墓的聚集地带，这正是《史记》中邛人的地盘；从年代上看，大石墓春秋时期出现，东汉年间逐渐消失，这也是邛人的活动时间；数目众多、规模宏大的大石墓，似乎也只有《史记》中强大的邛人才能完成。考古工作者希冀从洼脑大石墓群找到更多线索，去复原这个强大却又神秘的部族。

03

独特葬俗“二次葬”

为何出土文物近乎寒碜？

随着墓顶石一块块被吊离，围观人群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：这么大的墓，里面得有多少金银财宝啊？由于年代过于久远，洼脑一号墓中沉积着一层厚厚的淤土，考古工作者用竹签、毛刷仔细清理，墓室渐渐暴露在眼前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墓室仅有8.4米长、0.65—1.2米宽，与巨大的墓丘比起来看起来像条沟渠。这种反差在其他几座大石墓同样存在。

墓中并无棺椁，森森白骨遍布墓底，骨架全部错乱，全无一具完整，经辨认，这些尸骨分属数十位死者，且男女老少都有，应该是分批放入的。这种葬式，称为二次葬，有族人死后，先安放在一个地方，等到皮肉腐烂后再将尸骨捡入大石墓，大石墓墓门一般以碎石堆砌而成，就是为了便于在不同时期放入骸骨。二次葬在中国南方颇为常见，这种葬式最初为凶死者与早夭者举行，目的是为了安慰他们的灵魂，使之不危害生者，后来逐渐为许多民族所接受，并演变为独特葬俗。

在尸骨周围，考古工作者找到一些残破的陶罐、陶杯、石质工具，一颗玛瑙珠已是稀罕的宝贝，这就是这群邛人共同的随葬品了。围观人群显然很是意外，“这么大的墓，东西怎么这么少？”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大石墓是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。

发掘大石墓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。 

自1975年以来，考古工作者共对47座大石墓进行了发掘，春秋时期的大石墓一般不超过3米，战国年间达到6米上下，西汉、东汉两朝则是大石墓的极盛时代，出现了20余米的巨型墓葬。奇怪的是，不管墓丘多宏大，出土文物都近乎寒碜，陶器有双耳陶罐、单耳陶罐、陶带流壶、陶簋；青铜器多是小件饰品，如项上的铜铃、头上的发钗、发笄、手上的铜镯等等；晚期大石墓也零星有西汉五铢钱、新莽大泉五十钱、铁刀出土。

石墓中出土的镂空铜扣饰。

一种发钗、铜镯在大石墓中屡有发现，铜钗出土时大多位于死者头部，想必是主人生前心爱之物，发钗有Y形、长方形、椭圆形、马鞍形等样式，出土时齿部已断裂，却仍不失为一些精巧的饰品。中国西南夜郎、古滇等部落都有佩戴发钗的传统，使用发钗前将头发挽成椎形的髻，称作椎髻或椎结。铜镯由铜丝、铜片简单弯曲而成，是大石墓中最为常见的青铜器。

洼脑大石墓连同之前的考古发掘已大概可以为邛人画一个肖像：邛人头插发笄、发钗，手戴铜镯，是个典型的西南少数部落；族人死后实行二次葬，墓中尸骨无高低贵贱之分，这也是处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古人经常采用的葬式。

04

“月鲁坟”“濮苏乌乌”

背后的文明密码

洼脑大石墓发掘结束后，笔者来到德昌县六所乡永兴村，小六所大石墓群就在永兴村村口一块空地上，与当地百姓相处甚安。午后的永兴村有着难得的安宁，罗朝友倚在一座大石墓上，悠闲地打着盹；两头牛拴在榕树上，嚼着干草，甩着尾巴；大石墓上生长着一株遮天蔽日的大榕树，阳光从茂盛的枝桠间透出来，在松软的土地上洒下碎碎的影子。

在德昌县六所乡永兴村，人们在大石墓旁建起了房屋，甚至树木也在大石墓中寄居生长。

罗朝友告诉我，村里老人称大石墓为“月鲁坟”，说是元末明初月鲁帖木儿将军的坟墓，不过这个月鲁为什么这么多墓，却谁也答不上来。永兴村几百号人的先祖都是清代“湖广填四川”才迁到安宁河流域的汉族，迁来时大石墓已经在这里了。这些迁徙者对大墓颇为虔诚，在墓上栽上了一株株寓意安详的榕树，百年之后，他们的子孙最终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立足，榕树也已经百岁高龄了，与大石墓盘根错节在一起。

2004年德昌县德州镇阿雍村大石墓发掘现场。凉山州博物馆提供

在大凉山喜德县一个村庄，当地彝族告诉我，大石墓是“濮苏乌乌”留下的石头房子，跟他们的祖先没有关系。彝文典籍记载，彝族人最早以放牧为生，“濮苏乌乌”从事农耕，彝族先祖迁入凉山时，与这些“濮苏乌乌”还有过冲突，并最终占领了他们的地盘，“濮苏乌乌”丢下这些石头房子迁徙到了远方。

这些“濮苏乌乌”，已故学者童恩正认为可能是濮人的一支。最早的濮人生活在江汉流域，部落众多，故有“百濮”之称，西周年间，楚人来到这一区域，并日益强大，濮人不得已，举族向西南迁徙，成为滇人、夜郎、邛人等西南夷的主体部族。

另一些学者则认为，邛人的族属，可能与羌人不无关联。大石墓出土了大量双耳陶罐，而双耳陶罐的出现往往是与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，陶罐上的“水波纹”，在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陶罐上也能看到。更为直接的证据是，羌人历来有修建碉楼的传统，碉楼以碎石堆砌而成，与大石墓墓室修建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些联系，恰好验证了一条史前民族迁徙走廊的存在——根据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，古羌人各支系曾从西北高原而下，成为中国西南诸多民族的祖先，引燃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迁徙。

05

十八壮汉难撼巨石 

模拟考古以失败告终

2007年11月24日，洼脑大石墓发掘三年后，笔者再次来到凉山州德昌县。这天，凉山州博物馆在德昌县麻栗乡大坝村组织了一个模拟考古，博物馆在当地找了18个壮汉，让他们将一块从大石墓垮塌的墓顶石，搬运到一个长21米、坡度为15—18度的土坡上，搬运人员不得借助任何现代化机械工具，只能采用滚木、撬棍、麻绳等原始工具。模拟考古在欧洲、日本经常运用，这是一种现代考古方式，通过再现古代某些工程，从而了解古人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某些古代工程的修筑难度。

这是一块1米见方、重约4吨的花岗岩石块，当天上午，18个壮汉手持碗口粗的木头，肩负粗麻绳，又撬又拉，用了将近两小时，墓顶石才移动了20厘米。模拟考古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不过这倒令大石墓的工程量逐渐清晰起来：18个壮汉拉动一块4吨的石块尚且困难，一个大石墓总重量动辄百吨，没有成百上千的劳力根本无法完成。

奇怪的是，安宁河谷几乎随处可见一些巨石，不过邛人很挑剔，大石墓的石料全部为坚硬的玄武纪花岗岩，这种石料只有几公里外的螺髻山才有。要将石块从遥远的螺髻山开采下来，再运送到安宁河谷，在今天即便动用吊车、挖掘机仍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而两千年上下，大石墓曾经密布安宁河流域，邛人究竟是如何将这些巨大的石块垒成墓葬的呢？

06

大石墓奇怪的“尾巴”

类似古埃及人的斜坡

考古工作者发现，几乎每个大石墓背后，都留有一连串由高而低的石块，如同蝌蚪的尾巴一般，连接着背后的山坡，这些“尾巴”起初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还是从埃及金字塔壁画中得到启发。为了搬动重达十余吨的巨石，古埃及人专门修建了一个斜坡，用降低坡度的方法减轻重力，金字塔越高，斜坡也就越长，这项技巧正是金字塔得以建成的关键。大石墓的“尾巴”，就类似古埃及人的斜坡，邛人先建造大石墓墓身，尔后修筑“尾巴”，利用“尾巴”将巨石运上墓顶，看来人类的思维，实有共通之处。

在青铜出现之前的石器时代，古人的狩猎工具、生活用品、兵器多以石头来制造，因此，古人便将石头赋予精神内涵加以顶礼膜拜，死后也用巨大的石头作为灵魂栖息之所。在世界范围内，巨石崇拜主要有墓葬、列石、石棚、石圈、石雕、石台等形式，在欧洲的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英伦三岛，亚洲的两河流域、西伯利亚、蒙古、朝鲜皆有广泛分布。

已故学者罗开玉则指出，邛人修筑大石墓，其实是无奈之举。安宁河谷主要为紫色土、红壤，土质以侏罗纪、白垩纪紫色沙泥岩为主，富含钾、磷、钙、铁成分的长石、云母、磷石灰酸性极强，对人、畜、动物的骨骸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。罗开玉考察了安宁河流域大批远古墓葬，他发现在大石墓出现之前，墓葬中鲜有尸骨能保存下来，邛人修建大石墓，正是为了保护祖先的骸骨，有些大石墓底部还铺有鹅卵石，更是防腐蚀的直接证据。再者，凉山州是地震高发区，四川现存百余通记录古代地震的碑石，百分之九十多在西昌，单从1901到1984年间，这里就发生过84次强震，大石墓客观上也有防震功用。

07

邛人醉心拓展疆土 

“邛崃山”因之得名

安宁河流域地处川南山区，两侧为山地，中间形成一个宽约40公里的槽型谷地，这便是素有“川南粮仓”美誉的安宁河谷平原，土地肥沃、日照充沛的平原适合农耕，邛海和安宁河则为邛人提供了充足的鱼类资源。大石墓中屡有石刀、石砍砸器、铜刀、铜镰等农具出土，石刀用于收割庄稼，石砍砸器则用于清理荆棘，考古工作者在坝河堡子大石墓中还发现了稻壳痕迹，看来邛人已事农耕。在这里，这群迁徙者最终停下了脚步，他们自由游荡，大声歌唱，因此，《后汉书》中的邛人又给人留下了“俗多游荡，而喜讴歌”的印象。

没用太多时间，邛人就占据了整个安宁河流域，并分化成七支部落。有意思的是，安宁河流域大石墓，大概可以分为越西、喜德、冕宁、西昌、德昌、米易、普格七大区域，每个区域相对集中，各区域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可能对应着邛人的七支部落。七支部落平时沿河而居，一有战争，就成了七支军队，也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七部营军。

与其他西南夷一样，邛人亦醉心于拓展疆土，他们一直试图往大渡河流域渗透，晋人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：邛崃山原名邛笮山，是邛人与笮人的分界线，邛人屡屡试图翻越此山，故更名为“邛崃山”，在这里，他们遇到剽悍的笮人，北上始终未能有更大进展。云南祥云、宾川县发现过一种奇怪的大石墓，规模比安宁河流域小，墓主却似乎比邛人富裕得多，墓中出土了铜山字格剑、铜矛、铜戈等诸多兵器，头骨呈五的倍数、整整齐齐堆放在一起，可能与古人“尚五”的习俗有关，这种大石墓与邛人的南下究竟有无关联，尚有待更多的考古学证据。

在德昌县永兴乡，人们在大石墓旁建起了房屋，甚至树木也在大石墓中寄居生长。

叛乱引发灭顶之灾 东汉后邛人神秘消失 

安宁河谷虽托名“安宁”，其实潜伏着太多的危险与杀机，这里北临蜀国，南有古滇，东接夜郎，西望笮都，西南则是昆明人，将邛人团团包围。春秋战国年间是青铜大量投入战争的时代，考古发掘显示，环绕安宁河流域的古滇、笮人、夜郎、昆明人地域，是中国西南出土青铜兵器最为集中的地带，仅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1002件青铜器中就有647件为兵器。相比之下，大石墓中却仅有零星的青铜兵器出土，邛人的七部营军再剽悍，也难以抵挡锋利的青铜兵器。大敌当前，邛人的扩张草草收场，无奈只有退守安宁河谷，昆明人、笮人、古滇、夜郎一直觊觎着邛人广袤丰茂的领土，此后的邛人如同一个落魄的地主一般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土落入他族之手。

这样的窘境直到西汉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才有所改变，不过更大的灾难却悄悄来临。这一年，汉武帝拜蜀人司马相如为中郎将，“通灵关，桥孙水，以通邛都”，打通从蜀地通往安宁河流域的灵关古道。面对突然吹入的中原文明之风，一些邛人开始尝试使用铁农具，汉人的五铢钱也出现在了大石墓中，不过他们似乎对汉王朝始终怀有戒备之心，大规模的铁器时代迟迟没有来临；几乎与此同时，一批批汉朝军队进驻安宁河谷，中央王朝的压制与周围部族的掠夺，如同魔咒一般，缠绕着内忧外患的邛人。

西汉元鼎五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一位汉朝使者从长安策马来到安宁河谷，带来汉武帝上谕：征发邛人攻打南越国，同样的上谕也送到了笮人、且兰国（同为西南夷部落，治在今贵州凯里一带）头领手中。且兰国君联合邛人、笮人反叛，叛乱很快以失败告终，且兰国、邛人、笮人头领皆成了刀下鬼，汉武帝建立越雟郡，一批又一批汉朝百姓迁徙到安宁河流域，与邛人杂居。

东汉建武十六年（公元40年），威武将军刘尚奉诏讨伐益州夷，途经安宁河谷，邛人首领长贵欲以毒酒劳军，借机攻杀汉军，不意为刘尚识破，长贵被诛杀，族人也被流放至成都。叛乱最终给邛人带来灭顶之灾，东汉年间，邛人在安宁河谷留下数百座大石墓后神秘消失，再不见于史籍记载。

林向认为，邛人其实并未离开安宁河谷，他们最终被汉化，融入了大汉王朝。而随着大批移民的进入，邛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已经支离破碎，延续了数百年的大石墓传统也在这一刻分崩离析。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急速扩展的时代，许多偏安一隅的西南部落被纳入民族融合的浪潮之中，邛人自然也难以幸免。

渐渐的，那些大石墓再没有邛人放入骸骨；渐渐的，再没有子孙记得那些大石包其实栖息着祖先的亡魂，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战火过后，这些大石墓被遗忘在中国西南的一角，在冷雨凄风中一尘封就是两千余年，直到1975后才重新为世人所知，那个剽悍、贫穷、对死亡无比尊重的邛人部落，也在安宁河流域被再次传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