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宁河畔 叩响大石墓中的邛人

搜狐焦点攀西站 2019-08-08 09:00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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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宁河流域西北接大渡河、青衣江流域,南临云贵高原,无论是人类学上的半月形传播地带,民族学上的藏彝走廊,历史学上的南方丝绸之路,安宁河流域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,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迁徙与文明交流的重要走廊。这里矗立着两百余座巨石垒成的大石墓,由重达数吨的巨石垒成。2004年与2007年,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凉

安宁河流域西北接大渡河、青衣江流域,南临云贵高原,无论是人类学上的半月形传播地带,民族学上的藏彝走廊,历史学上的南方丝绸之路,安宁河流域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,自古以来便是民族迁徙与文明交流的重要走廊。这里矗立着两百余座巨石垒成的大石墓,由重达数吨的巨石垒成。2004年与2007年,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凉山州博物馆先后组织考古发掘与模拟考古,试图揭开环绕大石墓的诸多谜团。种种迹象表明,大石墓的主人,可能正是《史记》中的汉代邛人部落。

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向认为,安宁河流域是北方的氐羌文化与南方的濮越文化的交流地带,北方的小米文化与南方的稻米文化在这里走到了一起,邛人或许是北方迁徙者与南方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。

01

村民家门口的大石包

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?

2004年7月,盛夏的骄阳炙烤着西昌市黄水乡洼脑村,一辆黄色长臂吊车轰隆隆地驶过安宁河东岸,划破沉闷的夏日。这是西昌到攀枝花的西攀高速公路工地,忙碌的却是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西昌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。由于西攀高速将从地势平坦、古文化遗址分布密集的安宁河东岸通过,六座大石墓即将从地面消失,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。

吊车停在洼脑一号墓前,一号墓长25米,宽12.6米,高2.9米,由十余块扁平的巨石竖立成长方形石壁,尔后在墓室中堆砌石块、泥土,再在其上覆盖墓顶石,最小的一块也有几吨重,没有几十个壮劳力休想移动分毫。

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哨声,一块块墓顶石被吊离大石墓,在起吊洼脑一号墓时,起重30吨的吊车居然也力不从心,连续吊了几次,巨石依旧纹丝不动,反倒是吊车尾部几次离地而起,惊出司机一身冷汗,最后不得不缩短吊臂,这才将巨石吊离。

一座墓是一个家族的归宿之地,一个石墓群是一个氏族的安息之地。

迄今为止,考古工作者在安宁河流域共发现大石墓232座,自北向南分布在安宁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、山坡上。墓高约2—3米,规模最大的长达数十米。在空旷的安宁河谷,这些庞然大物矗立在河边、公路旁、农田里,甚至村民的家门口。洼脑一号墓就在杨建华与王仁芬夫妇俩的包产地里,每次下地劳作,夫妇俩都能碰到这个“老邻居”,累了还能坐在上面歇歇脚,不过说起大石包的由来,却一直犯嘀咕。夫妇俩挤在人群里,想看看大石墓中究竟藏着什么。

02

巨石中的神秘部落

是《史记》中强大的邛人?

对大石墓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5年,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林向与西昌文化馆组建“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队西昌分队”,并在西昌新星村坝河堡子发现一个大石包群。与岷江上游、横断山脉的石棺葬,东北地区的大石棚墓、大盖石墓,东南太湖地区带有大量封土的石室墓相比,大石包群规模更为巨大,石块动辄数吨、数十吨,遂命名为“大石墓”。考古发掘随后展开,墓中尸骨遍地,横七竖八地堆积在一起,随葬品仅有些简单的陶杯、陶罐、陶壶与一些石质工具,林向等人认为,墓主的身份,可能跟汉代邛人部落不无关联。

有关邛人的最早记载,出现在司马迁撰写的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,“滇之北,君长以什数,邛都最大”。自滇以北的安宁河流域,生活着众多西南少数部族,又以邛人最为强大,堪与夜郎、滇人、昆明人鼎足而立。历史上的邛人保持着一种恐怖的军事制度:“邛之初有七部,后为七部营军”,七支部落就是七支部队,战争来了,邛人举族皆兵,这种靠亲情、血缘维系的军队组织在战场上往往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
从地域上看,滇以北、蜀之南的安宁河流域,是大石墓的聚集地带,这正是《史记》中邛人的地盘;从年代上看,大石墓春秋时期出现,东汉年间逐渐消失,这也是邛人的活动时间;数目众多、规模宏大的大石墓,似乎也只有《史记》中强大的邛人才能完成。考古工作者希冀从洼脑大石墓群找到更多线索,去复原这个强大却又神秘的部族。

03

独特葬俗“二次葬”

为何出土文物近乎寒碜?

随着墓顶石一块块被吊离,围观人群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:这么大的墓,里面得有多少金银财宝啊?由于年代过于久远,洼脑一号墓中沉积着一层厚厚的淤土,考古工作者用竹签、毛刷仔细清理,墓室渐渐暴露在眼前。出人意料的是,墓室仅有8.4米长、0.65—1.2米宽,与巨大的墓丘比起来看起来像条沟渠。这种反差在其他几座大石墓同样存在。

墓中并无棺椁,森森白骨遍布墓底,骨架全部错乱,全无一具完整,经辨认,这些尸骨分属数十位死者,且男女老少都有,应该是分批放入的。这种葬式,称为二次葬,有族人死后,先安放在一个地方,等到皮肉腐烂后再将尸骨捡入大石墓,大石墓墓门一般以碎石堆砌而成,就是为了便于在不同时期放入骸骨。二次葬在中国南方颇为常见,这种葬式最初为凶死者与早夭者举行,目的是为了安慰他们的灵魂,使之不危害生者,后来逐渐为许多民族所接受,并演变为独特葬俗。

在尸骨周围,考古工作者找到一些残破的陶罐、陶杯、石质工具,一颗玛瑙珠已是稀罕的宝贝,这就是这群邛人共同的随葬品了。围观人群显然很是意外,“这么大的墓,东西怎么这么少?”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大石墓是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。

发掘大石墓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。 

自1975年以来,考古工作者共对47座大石墓进行了发掘,春秋时期的大石墓一般不超过3米,战国年间达到6米上下,西汉、东汉两朝则是大石墓的极盛时代,出现了20余米的巨型墓葬。奇怪的是,不管墓丘多宏大,出土文物都近乎寒碜,陶器有双耳陶罐、单耳陶罐、陶带流壶、陶簋;青铜器多是小件饰品,如项上的铜铃、头上的发钗、发笄、手上的铜镯等等;晚期大石墓也零星有西汉五铢钱、新莽大泉五十钱、铁刀出土。

石墓中出土的镂空铜扣饰。

一种发钗、铜镯在大石墓中屡有发现,铜钗出土时大多位于死者头部,想必是主人生前心爱之物,发钗有Y形、长方形、椭圆形、马鞍形等样式,出土时齿部已断裂,却仍不失为一些精巧的饰品。中国西南夜郎、古滇等部落都有佩戴发钗的传统,使用发钗前将头发挽成椎形的髻,称作椎髻或椎结。铜镯由铜丝、铜片简单弯曲而成,是大石墓中最为常见的青铜器。

洼脑大石墓连同之前的考古发掘已大概可以为邛人画一个肖像:邛人头插发笄、发钗,手戴铜镯,是个典型的西南少数部落;族人死后实行二次葬,墓中尸骨无高低贵贱之分,这也是处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古人经常采用的葬式。

04

“月鲁坟”“濮苏乌乌”

背后的文明密码

洼脑大石墓发掘结束后,笔者来到德昌县六所乡永兴村,小六所大石墓群就在永兴村村口一块空地上,与当地百姓相处甚安。午后的永兴村有着难得的安宁,罗朝友倚在一座大石墓上,悠闲地打着盹;两头牛拴在榕树上,嚼着干草,甩着尾巴;大石墓上生长着一株遮天蔽日的大榕树,阳光从茂盛的枝桠间透出来,在松软的土地上洒下碎碎的影子。

在德昌县六所乡永兴村,人们在大石墓旁建起了房屋,甚至树木也在大石墓中寄居生长。

罗朝友告诉我,村里老人称大石墓为“月鲁坟”,说是元末明初月鲁帖木儿将军的坟墓,不过这个月鲁为什么这么多墓,却谁也答不上来。永兴村几百号人的先祖都是清代“湖广填四川”才迁到安宁河流域的汉族,迁来时大石墓已经在这里了。这些迁徙者对大墓颇为虔诚,在墓上栽上了一株株寓意安详的榕树,百年之后,他们的子孙最终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立足,榕树也已经百岁高龄了,与大石墓盘根错节在一起。

2004年德昌县德州镇阿雍村大石墓发掘现场。凉山州博物馆提供

在大凉山喜德县一个村庄,当地彝族告诉我,大石墓是“濮苏乌乌”留下的石头房子,跟他们的祖先没有关系。彝文典籍记载,彝族人最早以放牧为生,“濮苏乌乌”从事农耕,彝族先祖迁入凉山时,与这些“濮苏乌乌”还有过冲突,并最终占领了他们的地盘,“濮苏乌乌”丢下这些石头房子迁徙到了远方。

这些“濮苏乌乌”,已故学者童恩正认为可能是濮人的一支。最早的濮人生活在江汉流域,部落众多,故有“百濮”之称,西周年间,楚人来到这一区域,并日益强大,濮人不得已,举族向西南迁徙,成为滇人、夜郎、邛人等西南夷的主体部族。

另一些学者则认为,邛人的族属,可能与羌人不无关联。大石墓出土了大量双耳陶罐,而双耳陶罐的出现往往是与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,陶罐上的“水波纹”,在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陶罐上也能看到。更为直接的证据是,羌人历来有修建碉楼的传统,碉楼以碎石堆砌而成,与大石墓墓室修建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些联系,恰好验证了一条史前民族迁徙走廊的存在——根据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,古羌人各支系曾从西北高原而下,成为中国西南诸多民族的祖先,引燃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迁徙。

05

十八壮汉难撼巨石 

模拟考古以失败告终

2007年11月24日,洼脑大石墓发掘三年后,笔者再次来到凉山州德昌县。这天,凉山州博物馆在德昌县麻栗乡大坝村组织了一个模拟考古,博物馆在当地找了18个壮汉,让他们将一块从大石墓垮塌的墓顶石,搬运到一个长21米、坡度为15—18度的土坡上,搬运人员不得借助任何现代化机械工具,只能采用滚木、撬棍、麻绳等原始工具。模拟考古在欧洲、日本经常运用,这是一种现代考古方式,通过再现古代某些工程,从而了解古人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某些古代工程的修筑难度。

这是一块1米见方、重约4吨的花岗岩石块,当天上午,18个壮汉手持碗口粗的木头,肩负粗麻绳,又撬又拉,用了将近两小时,墓顶石才移动了20厘米。模拟考古最终以失败告终,不过这倒令大石墓的工程量逐渐清晰起来:18个壮汉拉动一块4吨的石块尚且困难,一个大石墓总重量动辄百吨,没有成百上千的劳力根本无法完成。

奇怪的是,安宁河谷几乎随处可见一些巨石,不过邛人很挑剔,大石墓的石料全部为坚硬的玄武纪花岗岩,这种石料只有几公里外的螺髻山才有。要将石块从遥远的螺髻山开采下来,再运送到安宁河谷,在今天即便动用吊车、挖掘机仍是一个巨大的工程,而两千年上下,大石墓曾经密布安宁河流域,邛人究竟是如何将这些巨大的石块垒成墓葬的呢?

06

大石墓奇怪的“尾巴”

类似古埃及人的斜坡

考古工作者发现,几乎每个大石墓背后,都留有一连串由高而低的石块,如同蝌蚪的尾巴一般,连接着背后的山坡,这些“尾巴”起初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,最后还是从埃及金字塔壁画中得到启发。为了搬动重达十余吨的巨石,古埃及人专门修建了一个斜坡,用降低坡度的方法减轻重力,金字塔越高,斜坡也就越长,这项技巧正是金字塔得以建成的关键。大石墓的“尾巴”,就类似古埃及人的斜坡,邛人先建造大石墓墓身,尔后修筑“尾巴”,利用“尾巴”将巨石运上墓顶,看来人类的思维,实有共通之处。

在青铜出现之前的石器时代,古人的狩猎工具、生活用品、兵器多以石头来制造,因此,古人便将石头赋予精神内涵加以顶礼膜拜,死后也用巨大的石头作为灵魂栖息之所。在世界范围内,巨石崇拜主要有墓葬、列石、石棚、石圈、石雕、石台等形式,在欧洲的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英伦三岛,亚洲的两河流域、西伯利亚、蒙古、朝鲜皆有广泛分布。

已故学者罗开玉则指出,邛人修筑大石墓,其实是无奈之举。安宁河谷主要为紫色土、红壤,土质以侏罗纪、白垩纪紫色沙泥岩为主,富含钾、磷、钙、铁成分的长石、云母、磷石灰酸性极强,对人、畜、动物的骨骸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。罗开玉考察了安宁河流域大批远古墓葬,他发现在大石墓出现之前,墓葬中鲜有尸骨能保存下来,邛人修建大石墓,正是为了保护祖先的骸骨,有些大石墓底部还铺有鹅卵石,更是防腐蚀的直接证据。再者,凉山州是地震高发区,四川现存百余通记录古代地震的碑石,百分之九十多在西昌,单从1901到1984年间,这里就发生过84次强震,大石墓客观上也有防震功用。

07

邛人醉心拓展疆土 

“邛崃山”因之得名

安宁河流域地处川南山区,两侧为山地,中间形成一个宽约40公里的槽型谷地,这便是素有“川南粮仓”美誉的安宁河谷平原,土地肥沃、日照充沛的平原适合农耕,邛海和安宁河则为邛人提供了充足的鱼类资源。大石墓中屡有石刀、石砍砸器、铜刀、铜镰等农具出土,石刀用于收割庄稼,石砍砸器则用于清理荆棘,考古工作者在坝河堡子大石墓中还发现了稻壳痕迹,看来邛人已事农耕。在这里,这群迁徙者最终停下了脚步,他们自由游荡,大声歌唱,因此,《后汉书》中的邛人又给人留下了“俗多游荡,而喜讴歌”的印象。

没用太多时间,邛人就占据了整个安宁河流域,并分化成七支部落。有意思的是,安宁河流域大石墓,大概可以分为越西、喜德、冕宁、西昌、德昌、米易、普格七大区域,每个区域相对集中,各区域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,可能对应着邛人的七支部落。七支部落平时沿河而居,一有战争,就成了七支军队,也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七部营军。

与其他西南夷一样,邛人亦醉心于拓展疆土,他们一直试图往大渡河流域渗透,晋人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:邛崃山原名邛笮山,是邛人与笮人的分界线,邛人屡屡试图翻越此山,故更名为“邛崃山”,在这里,他们遇到剽悍的笮人,北上始终未能有更大进展。云南祥云、宾川县发现过一种奇怪的大石墓,规模比安宁河流域小,墓主却似乎比邛人富裕得多,墓中出土了铜山字格剑、铜矛、铜戈等诸多兵器,头骨呈五的倍数、整整齐齐堆放在一起,可能与古人“尚五”的习俗有关,这种大石墓与邛人的南下究竟有无关联,尚有待更多的考古学证据。

在德昌县永兴乡,人们在大石墓旁建起了房屋,甚至树木也在大石墓中寄居生长。

叛乱引发灭顶之灾 东汉后邛人神秘消失 

安宁河谷虽托名“安宁”,其实潜伏着太多的危险与杀机,这里北临蜀国,南有古滇,东接夜郎,西望笮都,西南则是昆明人,将邛人团团包围。春秋战国年间是青铜大量投入战争的时代,考古发掘显示,环绕安宁河流域的古滇、笮人、夜郎、昆明人地域,是中国西南出土青铜兵器最为集中的地带,仅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1002件青铜器中就有647件为兵器。相比之下,大石墓中却仅有零星的青铜兵器出土,邛人的七部营军再剽悍,也难以抵挡锋利的青铜兵器。大敌当前,邛人的扩张草草收场,无奈只有退守安宁河谷,昆明人、笮人、古滇、夜郎一直觊觎着邛人广袤丰茂的领土,此后的邛人如同一个落魄的地主一般,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土落入他族之手。

这样的窘境直到西汉元光五年(公元前130年)才有所改变,不过更大的灾难却悄悄来临。这一年,汉武帝拜蜀人司马相如为中郎将,“通灵关,桥孙水,以通邛都”,打通从蜀地通往安宁河流域的灵关古道。面对突然吹入的中原文明之风,一些邛人开始尝试使用铁农具,汉人的五铢钱也出现在了大石墓中,不过他们似乎对汉王朝始终怀有戒备之心,大规模的铁器时代迟迟没有来临;几乎与此同时,一批批汉朝军队进驻安宁河谷,中央王朝的压制与周围部族的掠夺,如同魔咒一般,缠绕着内忧外患的邛人。

西汉元鼎五年(公元前122年),一位汉朝使者从长安策马来到安宁河谷,带来汉武帝上谕:征发邛人攻打南越国,同样的上谕也送到了笮人、且兰国(同为西南夷部落,治在今贵州凯里一带)头领手中。且兰国君联合邛人、笮人反叛,叛乱很快以失败告终,且兰国、邛人、笮人头领皆成了刀下鬼,汉武帝建立越雟郡,一批又一批汉朝百姓迁徙到安宁河流域,与邛人杂居。

东汉建武十六年(公元40年),威武将军刘尚奉诏讨伐益州夷,途经安宁河谷,邛人首领长贵欲以毒酒劳军,借机攻杀汉军,不意为刘尚识破,长贵被诛杀,族人也被流放至成都。叛乱最终给邛人带来灭顶之灾,东汉年间,邛人在安宁河谷留下数百座大石墓后神秘消失,再不见于史籍记载。

林向认为,邛人其实并未离开安宁河谷,他们最终被汉化,融入了大汉王朝。而随着大批移民的进入,邛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已经支离破碎,延续了数百年的大石墓传统也在这一刻分崩离析。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急速扩展的时代,许多偏安一隅的西南部落被纳入民族融合的浪潮之中,邛人自然也难以幸免。

渐渐的,那些大石墓再没有邛人放入骸骨;渐渐的,再没有子孙记得那些大石包其实栖息着祖先的亡魂,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战火过后,这些大石墓被遗忘在中国西南的一角,在冷雨凄风中一尘封就是两千余年,直到1975后才重新为世人所知,那个剽悍、贫穷、对死亡无比尊重的邛人部落,也在安宁河流域被再次传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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